我们从社交网络收集到一些来自盲人群体的声音：

“考前两周被通知没法制作盲文试卷，因为这样的原因放弃考研，我不甘心。”

“面试的老师说，你的技术过关了，但是你没法和同事合作，还是算了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对方知道我是视障者后，就结束了对话窗口。”

谈起盲人的工作能力，人们的误解与忽视往往多于了解。

“盲人能用智能手机？盲人能编程吗？盲人能看视频吗？盲人能做记者吗？盲人也能考研吗？”

这无数的问题，答案其实都是肯定的。

都可以。

倾听、感受、表达、学习，盲人能做的事比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更多。

今天的四位故事讲述者，活跃在各行各业，借助互联网的“数字盲道”，他们正在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中国第一位奥运会视障记者杨青风，靠着一根盲杖走完川藏线，决定为更多盲人朋友做一根“金盲杖”，帮助他们训练独立行走的能力；

单簧管乐手郭万成，见证了考研试卷从没法制作盲文试卷到越来越多盲人参考的三年；

“北漂”多年的盲人按摩师盛开，用手机追剧、用今日头条看新闻，喜欢捣鼓电子产品，也喜欢钻研专业：

大学学推拿专业的黄粱，不顾父母反对做了“深漂”，成为一名无障碍工程师。

一位盲人要读书、工作，要正常生活，确实要付出比健全人更多的努力。

但在当下这个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盲人的就业带来了转机。视障人士因为新技术的应用，与更多岗位、更多人产生了连接。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十点前走进办公室，到茶水间做一杯咖啡，再回到工位前坐下，黄粱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黄粱做事有计划：“看一下今天有哪些会议，然后大概盘一下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排个优先级，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他是公司的一名无障碍工程师，工作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与研发同事合作，测试并优化公司各个产品的无障碍功能。

日常工作里，黄粱更喜欢与同事面对面沟通，但公司的办公室分布在不同的办公楼甚至不同的城市，总免不了要在线上沟通，习惯了之后，线上办公的效率也挺高。

只除了一种情况。

“现在的年轻同事喜欢发一些自定义表情包，这时候读屏软件一般没法识别，我就得发个消息说明一下，‘我看不见，可以发文字吗？’”

黄粱先天失明，在读屏软件的帮助下他完全可以胜任工程师的工作。

这已经是他从家乡来到深圳、成为“深漂”、进入 IT 行业的第八年。

黄粱所在的办公区铺上了盲道

在黄粱小时候，他很少去想，未来的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与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们好像有比我更厉害的技能。”

但他没有时间多想，因为还有好多好多的技能要学习，好多好多的“为什么”想要了解，至于未来怎样，他没来得及多想，就“模模糊糊长大了”。

一个变量出现，是初中时的电脑课。虽然他看不见，也想象不来，什么是键盘。“我当时想，怎么有这么多按钮？之前的我还停留在遥控器呢，以为每个按钮对应着一个功能，”

越是难以理解，越是好奇，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这样徐徐开启，上网聊天、下载歌曲、盲人游戏……当然，他也会像明眼年轻人一样，在网吧玩一整夜。

高中毕业之后，黄粱进入河南推拿职业学院学习，“因为没有其他专业可选”。但那时，他的计算机技能已经可以去残联做计算机培训了。

2014 年，临近毕业的他在老家一家推拿医院实习，那里离家只有 500 米，工作稳定，父母家人都很满意。

不出意外的话，他在那家推拿医院一直工作下去，再找个对象，过上让父母放心的生活。但一则来自信息无障碍研究相关组织的招聘启事改写了接下来故事的走向。

他试着投了简历，去了深圳。“年轻人嘛，对外面好奇。”

当时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什么是“无障碍”，国内的互联网应用基本上都没有做过无障碍优化。

无障碍研究相关公益组织，过去主要教视障者使用电脑。移动互联网兴起后，手机慢慢成了上网的主要工具，研究会开始培养视障者做无障碍工程师。就这样，黄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视障工程师之一。

他和团队总结出了一套测试流程。在视力正常的同事们的协助下，他还学会了用截图、标注等方式，把发现的问题、提交的解决方案转换为视觉化表达。

“之前主要是以外部的身份和互联网公司去打交道，推动他们的产品解决无障碍的一些问题。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一行越是深入，黄粱越是觉得，要到互联网公司内部去，要到产品的源头去，才能真正解决视障用户的需求。2021 年，抖音集团开始招聘信息无障碍工程师，黄粱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了现在的团队。

黄粱所在的办公区，饮水设施也做了无障碍改造

对于眼盲这件事，他并不讳言，但也并不将它“小题大做”，只要不影响与同事协作，工作中他不会主动提起自己的视障身份，因为“我能做好自己的事，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照顾”。

这也是黄粱为数不多的要求——像明眼人一样被看待。“很多人都很难恰当地和残障人相处，要么过度关注，要么刻意忽视。我希望身边的人和我平等地相处，不要去特殊化残障人。”

黄粱上网主要靠听。页面上是什么文字、哪一个窗口正在打开、什么程序在运行等，读屏软件会一一读出来。由于听惯了，他用起手机来，与视力正常者没什么两样。

更重要的是，作为视障者，他更能理解视障用户的真正需求。

黄粱举了个例子，短视频产品的画面区域很大，点一下是暂停，再点一下是播放，双击是点赞——其实都是同一个位置，但交互相对复杂，读屏软件应该怎么读呢？

如果按照字面意义读成“视频画面区域”，视障用户是无法理解这代表什么操作的。尤其有的短视频声音嘈杂，如果用户不喜欢想尽快停下，就会比较难。

黄粱和同事讨论后，认为直接读成“播放”“暂停”更加直观，有助于视障用户理解。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作为视障者更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并优化。

“这些内容，视力正常的人一看就明白，但对我们就是障碍，个别关键环节堵住了，产品可能就用不了。”

有时或许只是一个极小的优化，会给视障用户带来极大的体验提升，而如果不是专门的无障碍工程师去推进需求的实现，这个“堵点”的解决时间可能就会往后推迟很久。

作为视障用户与研发力量之间的那座桥梁，黄粱常常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挺重的”。

黄粱不是那种将“热爱生活”挂在嘴边的人，但就是在一个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里，黄粱将自己活成了八年前的自己不敢想的样子——去游乐场听风过耳的声音、去咖啡馆与咖啡师讨论豆子的烘焙方式、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任务从而为视障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体验……

工作之外，他喜欢倒腾智能家居，家里能改造的地方，都已经被黄粱改造了个遍。“这个玩意儿如果你配置好的话，真的是可以极大程度提升生活幸福感。比如说回到家，一开门。灯就自动亮起来，家里设置成什么温度，灯光调到什么亮度最舒服，都已经提前设置好。”他说，“当然我看不见，对灯光没多大兴趣，但是我妻子能用得上。”

盲人有什么不能做吗？

黄粱用自己的生活回答说：没有。

一位盲人每天可以花多长时间在使用手机 App 上？

杨青风的答案是 1-2 小时。

对于先天失明的他来说，短视频 App 与其说是休闲方式不如说是社交软件。

得益于短视频平台的无障碍适配，他得以知道这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知道身边的人在关心什么。“你要是发个图片到朋友圈，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啥，但要是刷到你拍的视频，我大致能理解个八九不离十。”他说：“很多人误会盲人不看视频，觉得视障人士与互联网没什么关系，但恰恰相反，互联网正拉近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杨青风的职业之路第一站，是盲人按摩。

只是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毕业后，他并没有“学以致用”。他从广播里了解这个世界，也想成为广播里的那个人——一个新闻梦早就埋在心里，等待发芽。

2006 年，25 岁的杨青风接触到了公益机构“1+1”的盲人广播节目培训班，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之后，他成为“1+1”视障人声音工作室的一名盲人广播主持人。2008年的北京残奥会上，他作为这个团队的代表，参加报道了残奥会。

他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视障记者，对于他自己，或是他的听众来说，这件事都意义非凡。接下来的十年，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面向残障人的广播节目《残疾人之友》。“什么人都采访，什么事都采访，涉猎的很多。”

也是那十年，让他想要为这个群体多做些什么。曾靠着一根盲杖走完川藏线的杨青风，也想成为更多盲人的“盲杖”。

能否独立出行，是视障者融入“主流社会”的关键一环，同时也制约着他们的职业选择、生活圈子。

“看不见了，那就学习一套新的出行本领重新来过，过另一种人生。”他说。“走出来以后，你才能谈别的。”

他发起了中国首个视障者自主生活训练营“金盲仗”，帮助视力残疾者依靠听觉等感觉器官、借助盲杖等辅助工具，学会安全、独立、有效地行走。

杨青风与金盲杖学员们（受访者提供）

学会行走，是独立生活的开始，独立生活，则是视障人士获得成就感、价值感的基础。

如今，杨青风身边的盲人朋友们，有的在线上教授对外汉语，有的通过互联网做编剧、写歌，还有的做了有声小说配音、客服等等。

“事实证明，只要走出去了，我们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终其一生只是个平凡人，你后悔吗？”

这道第六季奇葩说总决赛的辩题，郭万成也试着回答过。“真正应该讨论的重点，是我们可曾为了自己的选择后悔。哪怕未来扑朔迷离，哪怕最终的结果或许不尽如人意，我的答案依旧是不曾后悔，一如考研。”

郭万成是一名单簧管乐手（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名音乐专业的学生，考研的想法开始于大三那年的暑假。与其他考生不同的是，他因视力的缘故需要提前和报考学校取得联系说明自身情况，等待学校回复是否有条件和意愿招收。

校方最终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并一直积极向相关部门联系制作盲文卷子的事宜。但就在考试前两周，郭万成收到了公共课（政治和英语1）的盲文试卷无法制作的消息。经过多方申请，在临近考前他收到了可以参考的消息。

每一科的盲文试卷，多则五十页，少也有四十页。因为用盲文答题略慢于普通考生，盲人考生每科可以申请延长 50%的答题时间。这意味着从早上七点钟进考场之后，郭万成会一直考到下午六点才出来。但最终，郭万成因为 41 分的英语成绩“一战”失利。

第二年，郭万成毫不犹豫选择再来一次，学校与专业也都没有换。可惜还是再次因为英语受限，二战失利。

很多人劝他去找份工作，不要再考了，但在父母的鼓励之下，他还是坚持了“三战”的决定。在第三次参考的那天，郭万成突然想明白一点。“其实我这半年多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标准化考试，而是学会了如何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不完美。”

郭万成生活照（受访者提供）

现在，郭万成是杨青风的同事，在金盲杖负责公众号的内容编辑和运营，他的读者就是视障群体以及关注视障群体的人们。

他将网上那些两极分化的观点总结成一句话：“一个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简直无所不能。另一个是我们需要关心和关注，自强不息是常态。”

看不见当然会对生活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出行时需要借助盲杖，学习时需要借助扫描仪和电脑。“那些都是借助工具可以完成的，但必须借助视觉完成的事，客观来讲我们就是完成不了，例如画画、例如驾车等等，勇于面对也没什么不好。”

但今年26岁的郭万成也将一切想得通透，“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只是眼睛看不到，仅此而已。”

因为产前事故导致视神经受损，盛开从出生即失明。现在的他，只能看见光影。

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互联网重度用户和旅游爱好者。

最开始，他怕麻烦别人，除了工作很少出门。直到一位媒体行业的姐姐一句话点醒他：“你这不叫生活，只能叫活着。”

她带着盛开体验各种生活，吃西餐、看话剧、看电影、听音乐会……原先相对封闭的生活逐渐打开了。

接下来，他的“北漂”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各行各业的人来盛开这里治疗，熟悉起来之后就常常在周末休息的时候约着喝酒烤串。更年轻的朋友也爱和他一起出去玩。“他们说，从来没觉得这是一个负担。”

盛开生活照（受访者提供）

盛开能自己自如的生活，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分不开。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盛开靠收音机了解这个世界。2005 年，中残联推出了第一款盲人手机熊猫，虽然只能按键拨打电话，但他觉得能用已经很满足了。

后来电子产品一轮轮飞速更新换代，盛开也没落下。

他还记得 2009 年从诺基亚换成一台苹果手机，第一次用上了 iOS 系统的Voiceover 旁白功能。“能上网看电视剧了，我觉得特别不错。”

接下来的十多年，他见证了互联网无障碍改造的过程。“市面上常见的应用我们都能用，只不过那就是好用和不好用的区别，能用到什么程度而已。”

他用手机支付、在网上购物、叫外卖、请跑腿，也能用手机拍照。“系统会提醒你，现在是人脸在左在右还是居中，现在怎么样。”

如今，盛开获取信息主要靠今日头条和抖音。盛开用今日头条看新闻，在抖音上，他则被种了许多“草”。“紫光园来搞活动买只烤鸭，然后明天刷到直播买个充电宝。”反正，总能买到心仪的商品。

也有的产品会给盲人做专门的“无障碍版本”，出发点是好的，但盛开觉得做法有点跑偏了。

“某个银行的 App 专门做了一个无障碍版本，但会把很多功能去掉，只保留基础的存钱、转账功能，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想在上面购买团购劵，这个版本就没法参与。”

“不需要给我们单独开发一个软件，我们更需要的是和明眼人一样，有正常的体验就 ok 了。”只要这些应用给“支持盲人读屏”留一个接口。然后把所有的按钮按照开发者编写的要求备注上文字标签就可以了，盲人就能依靠读屏软件“用”好这些 App。

盛开生活照（受访者提供）

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的是需要产品设计者更早地把残障人士的需求考虑进去。

越早介入，用户最终体验就会越好，平台适配的成本也会更低。但如果产品已经做出来了再去补救，改动的成本就会大很多。在高速发展、效率至上的当下，小众人群的需求最容易被视作“优先级不高”。

中国有 1700多万名视障人士，也就是说，平均每 80个人中就有一位。其中约 400万人不到 30岁，正是活跃使用互联网产品的年龄。

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残联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对进一步做好信息无障碍工作进行部署。截至 2022 年 5 月，共有 375 家网站和手机应用在工信部的推动下完成无障碍改造并通过评测。

如同盛开一样，互联网对他们来说，很多时候比起普通人都更为重要。“我现在手机不离手，如果没有互联网，我就和世界脱钩了。”

现在，大家平时常用的 App 都进行了无障碍适配。无障碍适配的 App 可以兼容手机系统的读屏功能，视障用户可以通过触摸屏幕、借助系统旁白功能等方式正常使用 App。

黄粱说，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自己提出的无障碍方案被采纳，问题被修复。

这让他感受到价值，如同每一个平凡打工人一般，由工作带来的、视障身份之外的价值。

科技进步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黄粱为化名）